新型能源体系建设的背景形势、策略建议和未来展望

　　习总在二十大报告中提出“加快规划建设新型能源体系”，这是我国能源事业的新提法和新论断。目前，新型能源体系暂无官方权威定义，本文认为新型能源体系是以清洁能源为主，以清洁高效利用传统化石能源为辅，以促进能源发展方式和用能方式的绿色低碳转型为核心要义，依托正在建设的新型电力系统，充分发挥电力在能源体系中的平台枢纽作用，有效保障我国能源安全、助力气候变化全球治理、有效兼顾各方利益的新一代能源体系。

　　加快建设新型能源体系，除了分析研判新型能源体系的国内外背景形势，还应当对新型能源体系的理念和核心要义有相对准确的理解和把握。党的二十大之前也曾出现新型能源体系这一词汇，但彼此内容并不完全相同，例如王炜瀚认为脚踏实地探索和实践是发展新型能源体系的唯一途径，但其表述的新型能源更多的是可再生能源和分布式能源；何建坤认为新型能源体系是通向生态文明的必由之路，他更多强调的是能源体系变革和能源；赵冉介绍了中国工程院重大咨询项目“推动能源生产和消费战略研究”的相关成果，文中虽提及新型能源体系一词但并未作详细诠释。党的二十大提出“建设新型能源体系”之后，国家能源主管部门、能源从业者、能源行业学者对此予以高度重视，袁家海认为2022年以来国际经济形势复杂多变导致全球能源供应紧张，加快规划建设新型能源体系能够实现新能源跃升式发展；陈洪波认为构建新型能源体系对于我国应对国际国内风险挑战和建设现代化强国都具有重要战略意义；郝宇认为新型能源体系是保障国家能源安全的坚实屏障，是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基础性工程，是积极参与应对气候变化全球治理的重要落脚点，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有效支撑。到了2023年3月的全国，政府工作报告再次提出“加快建设新型能源体系”，来自能源行业的代表和委员围绕新型能源体系的规划建设再次展开热烈讨论。汤广福认为在能源转型道路上，需要切实推进6项关键工作，包括快速开发和提升风光资源占比、稳步推进电源结构转型、加强油气增储上产、提高大规模远距离输电和电网柔性互济能力、构建以电为中心的终端能源消费格局、加强多种能源互联互通。上述观点从内外部环境、战略意义、源网荷储、数字化、能源转型等角度对新型能源体系的规划建设提出了意见和建议；但是，现有研究缺乏对新型能源体系的系统性论述，对于新型能源体系背景形势的回顾梳理有所不足，对于其未来任务的分析研判也有所欠缺。

　　本文将着重探讨新型能源体系面临的国内外背景形势和压力是什么；建设新型能源体系会面临哪些重点任务，又有哪些任务应当予以优先考虑；新型能源体系比现代能源体系的提法晚出现7个月，两者关系如何考虑；新型能源体系与能源和碳达峰、碳中和的关系，以及与综合能源服务和虚拟电厂等新型能源业务类型、商业模式的关系又是什么。本文认为以上问题是规划建设新型能源体系需要回答的基本问题，也是未来一段时间需要持续论证和研讨的重要问题。

　　当前国际形势复杂多变，给人类社会发展带来诸多不确定性。2022年2月爆发且持续至今的俄乌冲突对包含WTI油价等在内的全球能源体系的影响具有代表性，这不仅暴露出当前全球能源体系的诸多弊端，而且对当前全球能源体系的演进历程产生深远影响。本文从5个方面呈现俄乌冲突之后国际能源形势的具体变化（表1）。

　　俄乌冲突是全球能源治理体系受到冲击的一个缩影，也是逆全球化背景下全球能源治理能力的一种体现。2018年中美经贸摩擦以来出现的“脱钩”一词，波及范围也逐渐蔓延到清洁能源领域。例如，2021年美国和欧盟继续以“强迫劳动”的所谓借口将禁止进口商品的范围由新疆生产的棉花延伸至新疆生产的光伏组件。美国和欧盟的强权逻辑，体现在全球能源治理体系就是高度警惕和打压我国在当前全球能源格局中的上升势头，把正常的全球能源产业产品和技术合作扭曲为“中国威胁论”，并千方百计维护其自身优势地位和谋取自身利益。如何推动全球能源治理体系回归理性和“去化”，甚至扭转全球能源治理能力的趋势，在新型能源体系构建过程中值得充分审视和深入思考。

　　能源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石和动力来源，我国高度重视能源工作。2014年，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六次会议提出，“积极推动我国能源生产和消费”；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推进能源生产和消费，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2021年3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推进能源，建设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提高能源供给保障能力”；2021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深入推动能源，加快建设能源强国”；2022年，党的二十大提出，“深入推进能源”和“加快规划建设新型能源体系”，2023年召开的全国再次明确了“加快建设新型能源体系”。由此可见，我国能源呈现出清晰严谨的演进过程。

　　党的以来，我国节能降耗工作取得了显著成就。截至2021年底，清洁能源消费占比（上升约11%）、煤炭消费占比（下降约12.5%）、风光发电装机规模（增长约12倍）、新能源发电量（首次超过1万亿千瓦时）、单位GDP能耗（下降约26.4%）、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下降约34.4%）、单位GDP水耗（下降约45%）、主要资源产出率（上升约58%）等关键指标都有了显著变化。但我国能源领域仍然面临巨大压力，尤其在以下3个方面表现较为突出。

　　全球化石能源储量分布并不均衡，参阅英国石油公司（British Petroleum）近3年发布的《世界能源统计年鉴》可知：石油储量世界排名靠前的国家包括俄罗斯、沙特、伊朗、伊拉克、科威特、阿联酋、委内瑞拉、加拿大和美国；天然气储量世界排名靠前的国家包括俄罗斯、伊朗、卡塔尔、沙特、阿联酋、土库曼斯坦、美国等；煤炭储量世界排名靠前的国家包括俄罗斯、美国、中国、印度、澳大利亚、德国等。我国煤炭储量较为丰富，石油储量相对偏少；尽管天然气探明储量近年来有所增加，但未能改变储量相对偏少的现状。

　　在油气领域无突破性技术的前提下，我国富煤贫油少气的资源禀赋决定了原油产量2021年约1.99亿吨，2022年重回2亿吨，但难以实现大幅提升；天然气产量2021年超过2050亿立方米，2022年超过2170亿立方米，但增长难以追赶较快增长的消费需求。

　　我国原油对外依存度在2009年突破50%之后持续攀升，2015年突破60%，2019年突破70%，2021年和2022年虽连续2年下降但仍维持在71%的高位。2006年之前，我国天然气的生产和消费基本可以自给自足；但从2007年开始，我国天然气对外依存度同样陷入持续攀升的境地——2011年突破20%，2013年突破30%，2018年突破40%，2022年仍维持在40%的高位。石油天然气储量偏少的现状，以及随之而来的能源生产和消费需求的持续提升，带来我国传统化石能源对外依存度长期居高不下，严重影响能源供应安全。

　　基于生态环境部等近年来发布的多份研究报告的数据分析可知：2015年至今，每年全球碳排放量均超过300亿吨且稳中有升，中国占比超过30%，美国占比约为14%，印度占比约为7%，其他排名靠前的国家还有俄罗斯、日本、德国、韩国等。完成在2030年实现碳达峰、2060年实现碳中和的“双碳”目标，我国碳减排压力巨大。

　　在高质量发展的要求下，能源供应短板和民生用能短板需要补齐，东西部之间和城乡之间的用能差距需要弥补，贫困偏远地区的用能品质需要提升。如何提升能源安全保障水平以满足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如何聚焦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需要充分理解和准确把握。

　　多年来，我国在传统化石能源的勘探、研发、战略布局等方面一直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导致我国长期被动适应全球能源治理规则（如化石能源贸易规则）和全球环境治理规则，以俄罗斯、美国、欧佩克为代表的化石能源资源丰富的国家和组织希望维持世界传统能源格局，尽可能为自身争取更大经济利益和影响力。但不仅仅是中国，英国、德国等多个能源短缺但经济发达的欧洲国家同样深刻意识到能源受制于人的不利局面，因此相关国家正在积极发展新能源和新技术。以我国为例，党的以来伴随着能源取得的显著成就，以风电、光伏发电等为代表的我国新能源发展已进入世界第一方阵，以特高压、智能电网为代表的能源科技创新水平也得到显著提升，这为破冰传统化石能源贸易规则和重新构建国际能源格局提供了契机和可能。

　　但是西方发达国家显然不会静观其变和任由我国新能源产业的快速发展，从10年前的欧盟“光伏双反”到美国以多种借口禁止进口我国生产的光伏组件，西方发达国家打压我国新能源产业发展的诸多做法屡见报端，加之我国出口产品多处于全球产业链中低端，产业结构偏重、能源消耗偏高的现状并没有改变，碳排放因子也普遍高于欧盟平均水平。美国、英国、日本目前都在研究征收碳边境税，我国出口产品在碳边境税方面很难占据优势，我国有陷入被动局面的风险，破冰全球能源规则和重构国际能源格局的压力仍然很大。

　　党的二十大报告和2023年召开的全国提出加快规划建设新型能源体系，但不能孤立去看待新型能源体系，而是要充分结合新型能源体系的国内外背景形势。在深入推进能源、能源高质量发展、碳达峰和碳中和等一系列宏伟目标的背景下，新型能源体系必将面临很多重点建设任务，而做好这些建设任务的优先排序就显得至关重要，基于近年来的实践经验，本文建议将体制机制创新和建立完善标准体系等基础性工作作为建设新型能源体系的优先任务。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六次会议提出，“推动能源体制”和“还原能源商品属性，构建有效竞争的市场结构和市场体系，形成主要由市场决定能源价格的机制”。体制机制创新应是新型能源体系的优先任务之一。就具体举措而言，本文建议在规划和价格方面重点开展工作。

　　规划方面，建议做好当前不同维度能源规划的统筹协同，尽管风光水核热等多种能源都已出台不同维度的能源发展规划，但是尽快梳理和避免不同维度能源发展规划出现交叉重叠甚至潜在冲突的可能性确有必要。例如，做好综合性能源规划和风光水核热氢等专业性能源规划的统筹协同、中短期能源规划和长中期能源规划的统筹协同、全局性和地区性能源规划的统筹协同，尽可能让不同维度的能源规划呈现系统性、整体性和协同性。

　　价格方面，建议充分考虑并尽可能体现多种能源类型的能源成本、贡献大小、特定时间价值等关键因素。例如，在逐渐明显的“双高双峰”特性下，新能源并网消纳和电力系统源网荷储各环节成本逐渐增加且新能源资源与需求逆向分布，导致不论集中开发还是远距离输送成本均较高，建议明确政府定价、限价、均价的边际范围，尽可能让价格体现利益的分配和协同，尽可能让多种能源价格均在合理价位区间运行。

　　2022年10月，国家能源局印发《能源碳达峰碳中和标准化提升行动计划》，目标是“到2025年，初步建立起较为完善、可有力支撑和引领能源绿色低碳转型的能源标准体系”，这一提早谋篇布局的思路对于新型能源体系建设有宝贵的借鉴意义。类似于体制机制，标准体系同样属于基础性制度工作，优先开展标准体系的建立完善工作的意义重大，因此标准体系完善同样应是新型能源体系的优先任务之一。就具体举措而言，本文建议在以下3个方面重点开展工作。

　　风光水核热标准化方面，建议建立完善适应荒漠、戈壁、近海等不同应用场景的风电技术标准，适应户用、分布式、集中式等不同应用场景的光伏技术标准，适应高水头、大容量水电等不同类型的水电技术标准，以及地热、核电等能源的技术标准，标准涵括利用标准、回收再利用标准、安全标准、后评估标准等方面。

　　新型电力系统标准化方。